近日，由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少年司法专业委员会主办，西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公共安全法学院）、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未成年人检察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少年司法专业委员会2026年年度研讨会在陕西西安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机构、司法实务部门的百余名代表围绕“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及实现”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本次研讨内容既包括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理念引领与内涵厘清，原则在刑事司法、保护处分与综合保护不同场景中的适用，也涉及涉未成年人案件办理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体现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正在日益深化。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理念引领
在深化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内涵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是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一项基本原则，在研究涉未成年人问题、处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时，均应践行该原则的内涵要求，并遵循未成年人发展的基本规律。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中国表述，在研究时要突出自主性、原创性、标识性，在适用时要正确处理两个原则之间的关系。应从系统思维、整体思维出发，考虑原则的适用路径，通过理念、制度、规范、个案适用的延伸，更好地把原则贯彻落实到具体场景和个案中，避免口号化运用、个别化理解和泛化适用。有专家认为，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之下可以进一步区分为特殊保护、优先保护，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保障未成年人参与权等子原则，并结合实践场景延伸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复归社会等更为具体的要求。
要使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真正发挥引领作用，关键在于突破抽象理念的局限，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制度规范和与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的具体工作对接。有专家指出，该原则已成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基石型工作原则和价值标准，为检察机关进一步更新认知、提升理念、规范业务、创新举措提供了方向性引领和工作路径，有助于检察机关以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促进未成年人保护更细、更广、更实。还有专家提到，应以原则为指引，做优做强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推动破解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问题，不断完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办理机制。对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来说，裁判文书援引原则时，需要区分各方利益的权重次序，在裁判文书中说明心证理由，把抽象原则具体为量化标准。
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适用方面，需明确其适用边界与限度，避免在适用中的泛化与误用。有专家认为，特殊保护、优先保护不等于一律从宽，原则的主要功能是填补漏洞，原则也不能成为突破法定程序、规避法律约束的理由，更不能直接用于创设规则和突破现有法律。例如，在刑事案件中，原则能否成为出罪的路径值得思考，保护未成年人这一因素在罪与非罪之间的考量空间很小，应更多运用到刑罚裁量和刑事司法程序当中。也有专家认为，原则虽然不能直接用于出罪，但如果通过原则与诸如罪责能力等刑事法基本理论的深度对接，则可引发有关未成年人罪与非罪问题的更多深入思考。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刑事司法中的适用
刑事司法是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教育矫治涉罪未成年人、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与会代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刑事司法中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适用问题：
一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的完善。原则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适用贯穿侦查、起诉、审判及刑罚执行等多个环节，应充分考虑不同阶段的程序特点与现实需求，进一步增强原则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具体而言，在侦查环节中，有专家认为，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未成年人遭受“隔空猥亵”等网络性侵行为的可能性增加，刑事侦查面临“规制”与“保护”理念冲突、侦查取证能力有限等困境，应将原则在侦查环节中的适用细化为畅通案件线索研判途径、探索数字化取证场景等。在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核准追诉的制度优化方面，有专家认为，应将原则转化为贯穿核准启动、实体判断和后续处遇的审查规则，构建“行为危害—行为人状况—矫治条件”的三维九要素审查模型。在未成年人监禁刑执行方面，有专家指出，可将原则嵌入入所评估适配期、所内动态施治期、出所衔接赋能期三个核心阶段，构建“前期精准适配、中期动态调整、后期长效保障”的全周期适用模式。在刑罚执行年龄认定方面，有专家提出，针对刑罚执行中年龄认定时间节点的模糊性这一问题，应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区分监禁刑与非监禁刑的差异化年龄认定规则，明确均以“判决生效时”为核心认定节点。
二是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罪名认定方面原则的适用。原则在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贯彻，既要注重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也要兼顾刑法基本原则与刑事责任认定规则，通过合理界定犯罪成立条件与刑罚适用标准，实现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刑法规范适用的协调统一。有专家指出，在儿童自生成性影像案件中适用原则应受到罪刑法定和责任主义约束，并应结合影像生成中的意思状态、材料控制中的主体关系以及传播阶段的同意范围和具体侵害进行判断。而在涉未成年人人身权益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中，有专家认为，要在实质层面加入未成年人维度考量，在程序层面建立“教育疏导—司法惩戒—刑事处罚”的递进机制，在刑罚裁量层面优先适用非监禁刑。对于低龄未成年人自愿发生性关系的案件，有专家以“性剥削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认为应以认知差异为核心构建出罪适用边界。
三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量刑规则的细化。司法裁量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要考虑其身体发育年龄、认知水平等因素。在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有专家指出，应围绕原则的具体要求，在实体层面搭建被害人年龄梯度、加害关系亲密度、心理评估报告三层量刑裁量结构。在被害人与加害人均为未成年人的案件中，有专家通过剖析清代丁乞三仔案与刘糜子案，提出应将“绝对强”与“相对弱”两个维度的区分引入未成年人相犯案件的量刑考量。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保护处分中的适用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保护处分制度中的适用，要始终以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长远发展为出发点，实现预防再犯与促进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的有机统一。与会代表围绕保护处分的目标、独立评价和司法救济等内容展开讨论。
第一，保护处分的教育目标与干预边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对保护处分的指引，首先体现为对制度性质、干预边界和教育目标的审视。有专家主张，从跨学科与本土法视角深化原则内涵，强调以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及权利救济约束保护处分，以促进未成年人正常社会化为保护处分的目标。还有专家从教育法典编纂的角度出发，提出将受教育权和教育发展纳入保护处分的审查标准，强调教育具有促进正常社会化及约束国家干预的独立价值，不能仅作为矫治手段。
第二，保护处分的独立评估与动态调整。围绕保护处分的制度定位与适用条件，与会代表关注分级干预体系里不同措施适用衔接过程中原则的适用问题。有专家认为，原则兼具延续保护与约束干预的功能，未成年人涉罪案件分流转处后，应将刑事责任评价转向现实教育矫治需要判断，通过独立评估与最小干预，防止保护处分成为替代性制裁。有专家以“剩余保护处分需要”“最小充分干预”“持续必要性”三个标准对原则进行具体化，强调个案判断、方案比较与动态审查。还有专家认为最有利于不等于一味从宽，建议以赋分制细化行政处罚必要性评价，拓展综合保护事项并强化监督，兼顾惩戒教育与预防再犯。
第三，保护处分的司法救济与程序参与。保护处分的适用标准与动态审查要获得实效，还需通过可及的司法救济和实质性的程序参与，为未成年人提供权利保障。原则的司法实现需要深入证明责任、事实调查和意见听取等具体环节，将未成年人维护自身权益的实际能力纳入程序设计。有专家认为，应将该原则落实于专门矫治教育请求权审查，针对专门矫治教育评估适用造成的举证困难，灵活运用“因被告原因导致无法举证”规则，强化法院取证职权和未成年人意见表达，使救济实质服务于权利保护。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综合保护中的适用
未成年人综合保护要求整合不同性质的司法制度和促推“六大保护”同向发力。与会代表围绕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如何融入多元保护场景、如何在程序规则中予以适用、如何实现司法保护连续性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其一，在多元保护场景中进行利益识别与衡量。与会代表普遍认为，未成年人司法研究应拓展跨部门法视野，借助系统论、利益衡量及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跨学科研究，深化原则的实践运用，明确适用范围与限度。针对“数字童工”问题，有专家提出，应动态衡量未成年人的发展、隐私保护与收益权益，通过监护人信义义务、平台审核及收益提存机制，约束未成年人数字人格权益的商业利用。
其二，在程序规则中将原则具体化，并保障实质参与。原则在综合保护中的贯彻落实，不仅需要通过具体程序规则明确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与程序要求，还应确保其在权益保护过程中充分表达意见。有专家主张维持法定代理人优先到场的规则，以“合理努力”规范通知义务，结合例外情形的类型化规制、实质参与和梯度制裁，强化程序保障。
其三，在司法保护中实现连续性与跨程序衔接。未成年人的保护需求贯穿不同程序及案件办理前后，因此原则的落实还应从单一环节延伸至各类利益的协调与保护措施的持续衔接。对此，有专家指出，综合保护既应关注各项措施的独立功能，也应评估其共同作用于未成年人所产生的整体效果，在尊重程序独立与职责分工的基础上，明确未完成保护事项的承接主体。在司法保护的连续性效果实现上，有专家提出以司法保护连续性阐释未成年人审判的“三审合一”，主张通过需求识别、信息承接、程序协调和责任转介推动跨案件、跨程序保护的持续实现。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未成年人检察研究中心）
